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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革命史(第五章 静大县委县政府的建立)

2011-03-08 15:47:34 http://www.jh12371.cn/ 来源: 

第五章  静大县委县政府的建立

第一节  县委和县政府宣告成立

 

1941 年在大城县抗日政府领导下的七区和八区干部,先后开辟了子牙河东岸的部分村庄为游击区。1942 年初,冀中八军分区组织的津浦支队和19445 月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先后开辟静海县敌占区,拔据点,端岗楼、打击敌人,争取上层人士,改造伪政权,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在基础较好的村庄,秘密建立抗日团体,培养积极分子,采取“积极慎重发展党员”的方针,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和群众抗日团体,使静海县西部地区成为抗日活动的游击根据地。   

1944327 ,冀中区党委在致九地委并告八、十地委关于划县与开辟新区的电示中指出:“为了九分区能够有地位的前进,在大清河南之大城、静海小块地区也归九分区。”静海县抗日工作由冀中八地委改为九地委领导。同年6 月,为加强对静海县抗日工作的领导,冀中区党委将八地委领导的大城县的七区和八区所有干部和开辟的村庄划归九地委领导,作为开辟静海县,建立静大县的依托地。由于静大县还未建立,新划的七区和八区暂由文新县代管3 个月。   

同年8 月,为加强地方抗日工作的领导和筹建静大县,九地委从冀中根据地的安国县、博野县、高阳县、蠡县和任邱县抽调了党、政、军、群干部30 余名,地委指派李光荣和耿洁民二人率队,从根据地出发,先来到文新县暂管的七区和八区与津南支队领导接上关系,共商筹建静大县的有关工作。第一批来静海县开辟工作的干部有李光荣、耿洁民、胡杰、李锐、郭若、李文友、白福安、陈通、韩兴、刘景英(女)、武维城、刘介亭、冯春和、王富培、田芬、尚文正、王尚武等。这些干部先分成若干工作组,进行抗日的宣传和发动及组织群体开展抗日活动,筹建静大县工作同时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地方干部在津南支队和九分区敌后武工队的密切配合下,以七区和八区为依托地,经过一系列紧张工作,建立静大县的基本条件业已成熟.19449 月初,经冀中九地委批准,在津浦铁路以西的大城、文安、静海县连结地区建立静大县委和静大县抗日民主政府。   

大长田学校一片欢腾,看抗日活动村区干部以及县级干部从各地云集大长田学校,参加静大县委和县政府的成立大会。会场简朴而庄重。会议开始,由津南支队政委和队长李轩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静大县委会和静大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会场上掌声不断,接着宣布地委的任职决定:任命李轩为静大县昙委书记,李光荣为静大县县委副书记,李轩、李光荣、耿洁民、李锐、曹云祥、吴刚为县委常委,程毅为县委执委(委员)。这就是中共静大县委会成立后的第一个领导班子。   

李轩接着宣布九专署的任职决定。任命耿洁民为静大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同时还宣布将大城县七、八两区划归静大县领导的决定。宣布完毕任职后,全场掌声雷动。李轩和耿洁民又分别讲了话。号召大家上下齐心协力,把抗日斗争进行烈底,争取最后胜利。大会在欢笑声中结束。   

中共静大县委建立后,根据工作需要,于10 月建立了工作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敌伪军工作部(简称敌工部),到年底又增设县委秘书室、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经县委常委研究报地委批准任命了各工作机构的领导干部。组织部长刘良从;秘书室秘书王志一;宣传部长史;敌工部长曹云祥;城工部长刘良从(兼),副部长程毅。   

抗日群众团体则有静大县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抗联主任刘介亭。   

静大县县大队经九分区批准于同年12 月底正式建立,3 个连建制共120 余人。此时任县委书记的闰素兼大队政治委员,县长耿洁民兼大队长,吴刚任副大队长。县大队隶属县委领导。   

静大县政府建立后,设立的工作机构,有秘书室、民政教育科、财经(财政)科、公安科、推进社。由县政府报九专署批准分别任命了各部门领导干部:胡杰为县政府秘书室秘书;郭若为民政教育科副科长;李锐为公安科科长;李宝安为推进社主任;任惠生为财经科长,11 月由刘痴生继任,副科长刘惠民。   

县委和县政府下辖只有七区和八区。七区委书记程毅,区长刘惠民,到年底二人调县工作。八区委书记王志一,区长李宝安,到年底二人调县工作。   

194410 月,由于津南工委的成立将静大县一公为二,津浦铁路以西为静大县,路东为津南工委所领导,县委书记李秆调任津南工委书记,详见《津南县革命史》一书。

静大县委书记李轩调职后,九地委任命闫素为县委书记。其他县级领导暂未变动。

1945 年春,随着抗日工作的开展和工作的需要,中共静大县委召开了常委会议,会上对全县区划作了调整,重新划成6 个行政区,并任命了各区领导干部。这6 个行政区是,一区(原七区分出一、二两区)辖王口镇以南,子牙河以西的迸庄,鄙里、东子牙镇,小邀铺,东高庄等村,区委书记刘砚屏,区长韩丰;二区辖王口镇以北至肖家堡及其范围内的东西段堤,南北茁头,北万营、台头和黄岔等地,区委书记赵科,区长张崇;三七区辖子牙河以东至南运河西堤,梁头以北至杨柳青及其范围内的村庄,区委书记目恩欣,区长韩兴I 四区辖子牙河东片至黑龙港河西岸,梁头以及南其范围内的村庄,区委书记李振义,区长陈通,五区辖子牙河东岸至黑龙港河两岸大黄庄以南及其范围内的村庄,区委书记尚文正,区长武维城;六区(原八区)辖子牙河东岸至黑龙港两岸之范围郎洼以南的村庄,区委书记马鉴,区长齐玉森。   

常委会议还制了关于“开辟工作与发展党组织的意见。”指出:“我县的工作尚在开辟时期,80% 以上的村庄没有党的基础,2/3 的村庄没有工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今年的工作是开辟地区,发展党的组织,只有发展了党的组织,才能完成开辟地区,扩大解放区的任务。根据形势发展,开辟地区的任务是紧迫和非常艰巨的,全党必须发扬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积极而稳妥地完成任务。

同时还指出,“发展党员和建立党支部,消灭白点村的具体计划和要求:即一区发展党员150 名,建立党支部10 个,消灭白点村15 个;二区发展党员130 名,建立党支部15 个,消灭白点20 个,三(七)区发展党员100 名,在消天白点村内建立党支部10 个,南运河沿岸要占总数的50% ;西区发展党员120 名,在消灭白点村20 个内建立党支部15 个,要求南运河沿岸占消灭白点村总数的50% ;五区发展党员150 名,在消白点村20 个内建党支部15 个,南运河沿岸消灭白点村占总数的50% ;六区发展党员150 名,消灭白点村20 个内建党支部15 个,消灭白点村南运河沿岸要占总数的50% 。建立党支部和消灭白点村的具体条件是,新建党支部的村最少有5 名党员,消灾白点村后要有党员、有农会、有堡垒户、群众有觉悟,能坚持阵地等。”县委还强调县、区委都要抓好此项工作。   

常委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开展春季攻事的意见”。按照“意见”要求,为加强对全县民兵工作的领导,经九分区批准,还在3 月份建立静大县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隶属九分区和县委双重领导,同时任命李惠民为县武委会主任,任命邱树芬和孙芳魁为县武委会副主任。  

县委号召县、区干部,同心齐力、艰苦奋斗,扎根群众之中,以区为单位开展抗日工作,为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静大地区的人民群众,做出卓越贡献。

 

第二节  静大县各区开辟活动

 

新划的各区,根据地区的特点,认真贯彻县委各项工作指示和要求,克服困难、艰苦工作,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在一、二、六区。开辟工作比较早,群众基础好,在开辟工作的同时.注意抓好建党建政工作,培养干部和发展党员。一区委书记刘砚屏上任后就抓党的建设工作,在南三岔口村工作时,积极物色和培养对象,在实际工作中进行锻炼和考验,经过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把穷苦出身的农民白世禄发展为中共党员。   

在开辟离据点较近的东子牙镇的工作时,刘砚屏结交一个家境贫寒给地主放羊名叫曹宝贵的人,经过和他谈话,了解到他对日军怀有刻苦仇恨,早有抗日的决心,但找不到八路军,于是刘砚屏主动接近他,给他实际工作。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和考验,区委批准他为中共党员。东子牙镇解放后,曹宝责带领贫苦群众协助村干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成立各种群众团体等。尔后他又物色对象,经培养和教育,报区委批准,发展几名党员在东子牙镇建立了党支部。此后,区委还在东西高庄、西子牙和小邀铺发展党员建立起村党支部,推动各项工作发展。  

在二区,区委书记赵科结合开辟工作,从抗日各项活动中的群众积极分子中物色党员对象,先后在台头胜利街、民生街和建设街以及黄岔村物色了农民郝起江,郝德光、郝彦春、郝;荣城,郝荣武、王永录、刘汉友、刘廷章、郝树恩和工人翟云起等积极分子,经过区委批准发展为中共党员,先后在胜利街、民生街、建设街、和平街和黄岔村建立了党支部。区委还领导全体干部在离王口据点较近的南北茁头村,发展了邓玉书,朱间仁和李俊林3 名中共党员,并建起了党支部。

在六区,区委书记马鉴带领区干部深入群众,跨过津保公路向北开辟离唐官屯据点较近的前后小屯,梁官屯和曲庄子等敌占村工作,在抗日活动中,物色群众积极分子进行培养和实际工作的考验,先后物色了曲宗强、曲宝良、曲玉珍和曲玉凯等积极分子,报请区委批准后发展为中共党员,在曲庄子村建立了党支部。   

在四区,区委书记李振义带领区干部从子牙河东岸向黑龙港河两岸开辟工作,在开辟工作中注意了发现和培养群众在抗日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在朱家村,丁家村、大小刘村、周庄子等村,发现和培养了宗保友、安秉相、王兆祥、张英年、刘文玉、董作顺、张桂岭、安秉昆(女)等积极分子,后经区委批准,成为中共党员,朱家村、丁家村、大小刘村和周庄子村建立了村党支部。   

在五区,五区委全体干部在区委书记尚文正的带领下,把开辟工作的重点放在南运河西岸和子牙河东岸未有八路军工作的村庄,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经过艰苦发动群众,先后开辟了宗保村、王二庄、元蒙口、谭庄子和南运河西岸的胡辛庄、大小赵家洼和小集等村,在村内秘密发展了个别中共党员,并在基础比较好的元蒙口、三禅房和靠近南运河西岸的胡辛庄和大小赵家洼村建立了村党支部。

三(七)区,是敌我拉锯的地区,地处贾口洼以北,天津以南,东邻南运河,距静海县城和独流镇较近,环境艰苦,日伪军经常到该区进行骚扰,敌占村庄较多,我之力量薄弱,早在静大县建立前,津浦支队在此开辟工作时,少数村庄有抗日活动打下开辟工作的基础,19448 月后,九地委指派来静海县的闽恩欣、韩兴和王炳谦在此开辟工作,他们以台头东南苇塘(俗称猴山)为基地,向七堡、十一堡、独流大桥和第六埠等村进行开辟,秘密发动和组织群众,宣传抗日主张,从实际工作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3 名党员,建立了第六埠村党支部,支部书记王俊祥。   

静大县委建立后,县委下决心开辟三(七)区工作,打通冀中通往天津的地下交通线,抽调工作能力较强有实际经验的干部到该区工作,在区委书记闫思欣和区长韩兴的带领下,继续向北开辟,先后开辟水高庄、大小沙沃、三辛口、前后桑园、杨柳青一带村庄,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打击敌人,争取瓦解伪军,发动群众,在日伪军统治较严的环境下进行抗日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改造和建立了革命两面村政权,而且还发展200 余名中共党员,建立10 个村党支部和10 余个有党员个别关系村。使这个地区的面貌有较大变化,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在这个地区的影响。 

随着冀中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促进了静大地区抗日工作的进展,到1945 年夏季,静大县委党的发展和建设在津浦支队,九分区武工队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由于各区委的努力工作出现了高潮。据史料记载:全县6 个区,297 个自然村中,有党支部和个别党员活动的村达到229 个村(其中农村党支部185 个)。19457-9 月统计,共发展新党员2900 余名。到9 月底,全县共有党员4124 名(其中农村党员3873 名)。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对于保证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发动和组织各阶层人民抗日,发展和巩固抗日游击区,夺取抗日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静大县各区在开辟工作中始终注意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和建设工作,但各区由于地区性质和特点有异,政权建设也不同,就全县而言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各种群众组织比较健全,这种形式的政权多在一、二、六区,村政权可在县、区领导下,筹集粮款,落实党的抗日政策,组织积极分子站岗放哨,传递信息,监视坏人,组织群众坚壁清野,挖地道,配合县、区武装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阻击敌人,危难之时掩护区村干部等,群众真正当家做主,心情舒畅,抗日决心大,支持党的抗日工作;二是革命的两面政权。这种形式多在新开辟的敌占区,由我们党推选本质好的村级干部派进去或者打进去,表面上应付敌人,暗中则进行抗日活动,是我们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村长,群众称之为“白皮红心”村长,利用其特殊身份,采取合法形式,对伪政权内的人员进行爱国教育,逐步将亲敌的一面政权改造成为应付敌人,同情支持抗日的两面政权,对于在伪政权中死心踏地效忠为敌的伪人员,在群众中又有罪恶的,就坚决给予打击,处决后张贴布告,宣布其罪状,以教育和震慑其他伪人员,同时还利用各种形式把群众积极分子和党员随时派进伪政权内进行工作,逐步改造成共产党领导的村政权。这种形式的政权在三七区、西区和五区开辟敌占区工作中都已实施,在津浦支队和九分区武工队建立70 余个两面政权的基础上,经过各区的艰苦工作,全县两面政权村至少在230 个村以上;三是敌人控制的伪政权,其完全受敌人的支持,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在开辟工作中,对于这样的伪政权,各区在工作中除以武装打击外,充分运用党 革命的两面政策,去争取瓦解它。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敌伪政权系统没有大动,主要通过工作,进行宣传教育,使这些伪人员逐步由忠于敌人,倾向于敌人转为不反对共产党、八路军或两面应酬。把抗日积极分子利用各种形式送进或打入伪政权,参与伪政权工作,把这些伪政权改造为表面上支应敌人,实际上是共产党、八路军控制的政权。只有这样,才能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有效地进行防御和发展自己,达到削弱和瓦解敌人的作用,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解放受压迫的人民群众。   

由于静大县抗日民主政府政权建设工作卓有成效,得到解放区和游击区人民群众的支持,县政府的政令能够贯彻实施。19458 月,为配合冀中八分区部队解放静海县城,上级交给地方政府破路任务:县政府召开了6 个区长联席会议,具体部署发动群众破路的任务和要求。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全县就组织起7000 入的队伍。在县长耿洁民直接指挥和各区干部带领下,破路民工在某日夜,悄悄靠近津浦铁路先扒掉南起唐官屯北到独流这个区间的铁轨,扔到铁路两侧的深沟里,断敌交通,连续奋战3 个夜晚,保证攻城部队的战役实施,民众情绪很高,圆满完成破路任务。   

为支援抗战,县政府发出布告,向全县人民群众征收50 万公斤公粮,要求从9 月开始至11 月底完成。布告贴出后得到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响应,他们把节省下来的粮食,争先恐后地送到区、县政府,不到3 天时间,县政府就收到48 万公斤,到11 月底超额完成50 万公斤公粮任务。

 

第三节  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运动

 

静海县境内,津浦铁路纵贯南北,把静海县分成路西和路东两部分,路西河流(子牙、南遥、黑龙港河)、洼淀(贾口洼、东淀和文安洼一部)多,地势洼下,常年积水,素有“九河下梢”之称。抗战以来,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日伪军的敲榨勒索,加上不断的自然灾害,农业歉收。这里靠人民织苇席、卖鱼换粮度日糊口。路东河流洼淀少于路西,但土地盐碱、脊薄、种一斗收一瓢,遇上自然灾害,遍地是蚂蚱(蝗虫),农民群众以糠菜糊口度日。路两侧的好地都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农民多为他们的佃户,劳动一年除交租外还是难以糊口。1939 年洪水泛滥,静海成泽国,水深丈余,来去行舟,全县被水冲毁房屋58000 间,无家可归逃往他乡的达17 万余人,被日军胁迫当华工的2000 余人,死于水害的2 万余人。   

危难之际,日伪政府趁火打劫,以治洪水为名,又向全县灾民征收防汛款16 万元(伪币)粮食8000 多石。大黄庄地主田臣武借机强迫佃民交租,交不上租以土地作抵押,就这样从农民手中强占土地10 顷多。西沟乐大地主薛善贵借水害之机大放高利贷,过期不还者利加三,盘剥农民。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气愤地呐喊:“九河的水长又长,十年九载闹灾荒,官府治人不治水,横征暴簿比水狂,千年血泪几时尽,只盼东方出太阳。”

1943 年秋,静海县又遭洪水灾害,使人民群众生活更是冰上加霜,唯一出路就是携老扶幼外出逃荒,其景十分凄凉。仅据张庄子、西滩头、大黄庄和王口的团结庄4 个村统计迫走他乡者就有1309 户,3889 人。其中逃荒的407 户,1445 人,占总户数的35% ,占总人数的1/3 。讨饭为生的129 户,212 人。吃糠菜为生的777 户,2439 人,占总人口41.4% ,有15 人被饿死,有9 户,11 人被迫卖掉亲生女儿。大黄庄农民吴树奎全家4 口人,因灾重无法生活逃荒去天津,其母在逃荒路上被冻病无钱医治,离开人世,大哥被冻饿而亡在去东北的大道旁,其二哥被日本侵略者抓去当华工无音信,全家只剩下致残的吴树奎,瘫痪在床,生活无人问津。

  静太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为了改善基本群众的坐活,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调动广大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着手部署开展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的运动,首先以县政府名义翻印了《晋察冀边区租债息条倒> 。县委宣传部为配合这个运动,组织编印了《减租减息》课本等有关资料,分发到各区向群众进行宣传发动。其次搞好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普遍推广。县政府派干部在一、二、六区基础较好的滩头村搞试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和具体要求等,为在全县开展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运动打下了基础。

19455 月,静大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发布静大县政府关于《开展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运动的指示》明令各区发动群众,按照政策,开展这场运动,改善民生,支持抗战。

静大地区的地租形式,据调查有死租和活租两种形式。所谓活租即地租多少不固定,以收粮多少由地主定租,收多多要,收少少要,一般地是分四六或三七分成。所谓死租即在契约规定的年限内,地租数是固定的,不管收粮多少,年年按规定交租,地租定的较高。地主对农民的各种剥夺手段也比其他地区多而毒辣,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县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在《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运动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按照抗战前的一般租额减去25%(即二五减租),不论是公地、私地、佃租地,伙种地,也不论钱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定租制均使用之。减租后的租额,最高不得超过收获总额的37.5%。同时将抗战前的上打租和中打租,一律改为下打租。”“为使佃户安心生产,一律重新订立租佃契约,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再减息方面,县政府在《指示》中明确规定:由于战争环境,凡旧债负息超过原本一倍的,停利还本;超过二倍的,废除借贷关系,本利停负。同时提倡民间互借互助。”县政府还在土地使用权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保护了农民使用权和所有权。县政府还规定,雇工增资应掌握增加到原工资的45-50%的幅度。

  由于静大县初建,多为开辟地区,在实行双减和雇工增资运动中,县政府根据地区性质不同,提出采取不同的方法,要求各区贯彻落实。

  在游击根据地的一区和六区,除东子牙据点附近的村庄外,其余村庄都开展了双减和雇工增资运动。一区委书记刘砚屏和区长韩丰在南三岔口村,组织召开村中贫雇农民群众会议,向他们宣传民主政府制定的关于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的有关政策规定,用具体生动的事例讲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使广大农民逐步认识到自己受穷受苦的根源,懂得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提高了觉悟,积极参加到这一运动中来。

  这个村2/3是贫农,受敌伪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几年来供 水成灾,群众生活非常困苦,由于区干部的工作,农民组织起来向封建势力的代表地主阶级展开说理斗争,把剥夺农民使用的362.8 亩土地夺了回来,将其中312.8 亩退还给38 户无地贫雇农耕种,并且订立3-5 年的租约。还计划将余下的50 亩地分给逃荒回村的农民和民兵耕种。群众情绪高涨,有50 余户参加村农会,村内地道有进展,民校开始恢复,村干部主动为村民办事,民兵站岗放哨,保卫已得果实,生产热情很高。 

六区姚官屯村,抗战前被日伪军占领,1945 年春天开辟为解放区,桓刹拷搴笮踝饧跸⒑凸凸ぴ鲎实挠泄卣撸⒍妥橹犊嗯┟癫渭诱庖辉硕氛训刂髡加械�/span>220 亩土地依据县政府的规定减了租,还把173 亩公地分给了34 户贫雇农耕种。把40 亩族田分给本族贫民耕种:减租运动后,在村内建起了各种群众组织。   

在游击区的二区南部接近一区的部分村庄也开展了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运动。运动中还开展了反贪污浪费斗争。艾头村早在村内有岗楼时,魏向永就在村公所记账,他仗敌势对百姓私自强征暴敛,搞摊派。谁要是不交粮就扣东西,交粮晚的还要加利息,打人骂人和霸占土地也时有发生,群众敢怒不敢言。19455 月,该村实行减租运动以盾,群众觉悟提高了,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许多贫苦农民纷纷起来揭发魏向永的贪污事实。在事实面前,魏向永低头认罪,当场向群众赔偿损失50 石绿豆,减租和反贪污浪费运动以后,被魏向永逼迫逃荒出走的贫苦农民也陆续从外地回家种地。  

四区在中心地区执行了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的政策。首先在大黄庄村开始,区干部深入群众,召开基本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民主政府的有关政策,提高贫苦农民觉悟,发动和组织他们和大地主田子荣(人称田八爷)进行说理斗争,限时间要他减租,田子荣听到后,气极败坏地说:“你们是造反,私通八路,摸摸你们有几个脑袋!”贫佃农不怕他恐吓,在区干部的领导下继续与其进行说理斗争,在事实面前田子荣理屈词穷,结果他把42 顷土地按县政府的规定,实行了“二、五”减租,把超租额的50 石粮食退给佃农,还使他交代出隐瞒黑地30 顷。该村农民田庆拥租种地主田子贞(即田九爷)的土地,每亩地租原定2.5 元(伪币),减租后,每亩定为1.5 元。这个区的王二庄农民任广瑞租种地主谢瑞福的土地,原定地租(实物),每亩一石麦子(即10 斗),减租后每亩定7 斗麦子。   

这个区的雇工增资运动开展以后,大部分村庄的长工的工资,都在原工资的基础上增加40%50% 。大黄庄的长工在原工资的基础上增加了50% 的工资。长工韩国增给地主田凤章扛长活,原年工资15 元(伪币),雇工增资运动开展后,年工资增到25.5 元(伪币)。王二庄村原长工年工资(实物)为4 石玉米,雇工增资运动开展后,年工资(实物)增加到6 石玉米。   

五区减租减怠工作是在中心地区双楼村开始的,在区干部发动群众宣传减租减息政策的基础上,使该村地主减了租,还迫使本村地主将霸占的100 亩学田交出来,分给少地和无地的贫雇农耕种。与此同时,区干部还在倪庄子村解决了农民与地主的债务争端问题,双方签订3-5 年的契约,从而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在三(七)区,地处独流以地,敌我拉锯比较激烈,加之洼淀较多,常年积水,收获无几,县政府以生产救灾为中心,赈济灾民,重点是开辟地区,改造伪政权,这里的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的政策,只是向群众进行宣传,但未具体实行。   

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运动在部分村庄开展之后,调动了群众积极性,减轻了他们一定的负担,稳定了群众情绪,初步改善了群众生活,密切了群众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关系,使静大县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得到巩固和发展,推动了抗日活动的进程。   

随着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运动的开展,又在基础较好的一、六、四区,继续贯彻实行了“统一累进税制度”。   

这种新税制的基本精神是,实行后,做到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照顾工农商利益,调剂各阶层生活,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奖励生产,发展经济,量入为出,统一征收,保证军需充足供应。   

这种新税制的实施办法是,即把3 年平均产量数,作为1 个标准亩,(如亩产200 斤做一个标准),其所有土地按产量折算,统一折算成若干个标准亩(即一个富力),每个人口减去一个半标准亩不纳税(参军者计算人口),其余每人平均3 个半标准亩以下的纳平税,平均3-5 个标准亩的每个纳一个半的税,6-10 个标准亩的每个纳二个税……依此加级累进,大大的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   

实行这种新税制后,使合理负担向前推进了一步,地少的贫苦户减去免征点,基本上不用纳税,中农户既不占便宜也不吃亏,只有少数地主和富农加重了负担,大大增加了抗日民主政府的税收。贫雇农的生活有了改善,逐渐有点积累,省吃俭甩可买点地,地多了又可增加积累。而地主和富农对实行这种新税制后感到吃亏,便出卖土地,有的地主、富农甚至把土地卖光后到大城市去经商,还有的地主富农主动找贫雇农协商,分散他们的土地或把大部分土地主动让给少地的农民代粮承种。  

这样一来,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开始逐步向贫雇农的手中转移。可以说,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后,是一场土地革命,它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打下了基础。

 

第四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一大法宝,它的实施,对动员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千千万万的群众,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社会各阶层一致抗日,早日打退日本帝国主义,解放被奴役的中国人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县委和县政府建立后,根据形势需要及时建立了县委敌伪军工作部,并任命曹云祥专职做此项工作,要求其他部门也要配合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1944 年建县初期,县委派曹云祥和曹曙光秘密来到王口镇做伪军大队长任广彬的工作。 

任广彬部下有600 多人,是趁抗战初期混乱之机拉起的队伍,后来投降日军,长期盘踞王口镇一带。此人的宗旨就是有奶便是娘,说他汉奸、伪军全不在意。7 月的某天,敌工干部首曙光和他接触后,对其晓以大义,耐心说服教育,启发诱导,教育他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经教育任广彬态度有所好转,当即表示在日军和八路军之间保持中立,不再做破坏抗日的事情。在此基础上,敌工部长曹云祥在王口镇一家姓王的家里与任广彬见了面,曹又对其做了说服教育工作,双方还谈定了互不干扰的条件。   

自此以后,伪军大队长任广彬为抗日工作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在一天晚上,敌工干部和津浦(津南)支队转移到一个小村,村上有三四十户人家,距王口镇伪军据点不足3 华里,第二天,天刚亮就响起了枪声,住在村内的八路军和敌工工作人员迅速集合上船离开村庄。刚出村就见从村南边来一长串的船队,约有20 多只' 离八路部队不过四五百米,船上都是穿黄衣服的日罕、是从大城县开来的,它们事先约定王口据点伪军同时出动,水陆并进' 围歼八路军,然而王口伪军提前出发,而且提前开了枪,使津南支队和敌工工作人员有时间上船转移,从而打破了敌人两面夹击八路军的、阴谋计划。事后得知伪军所以提前开枪,就是暗示滓南支队,以便争取时间迅速离开,这就是敌工部做任广彬的工作所起的作用。   

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对于抗日表现好的愿意为抗日出力的地主、绅士及伪乡保长,民主政府都给以团结和鼓励。   

独流镇位于静海县城以北,是三(七)区管辖的重镇,商业发达,水陆交通方便,镇内富户较多,地主滑福仁就是本镇富户之一。县委书记闫素调静大县工作以后,加强了统战工作,他曾派干部郝凯到三(七)区协助区干部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4410 月以后,为开辟静大县至天津的地下交通线,郝凯化装后来到独流镇滑福仁家住下,对其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劝他抗日。经过工作,滑表示愿为抗日尽微薄之力。此后,他比较主动地为开辟这个地区的干部提供住宿和工作地点,并派人进行保护,免遭敌手。19459 月,县政府下达在独流镇征收国税任务时,他向民主政府表示,“愿以一家之钱粮,替全镇乡民代缴其全部国税任务,以表鄙人对抗日政府的决心。”他的做法受到助长耿洁民的表扬。

1945 年秋,滑福仁趁夜到苇塘找区干部,请求批准其子参加八路军,区委认真研究后报上级批准,同意滑福仁的请求。滑福仁听到后,非常高兴,亲自把唯一的男孩滑寿昌(滑小梦)送到部队去,后成为津南支队的一名战士。

为争取忙打通冀中根据地通往天津的地下交通线,县委书记闫素又派郝凯去子牙河西岸第六埠以北的水高庄村做伪大乡长杨治安的工作。

水高庄是三(七)区新开辟的村庄,距天津较近,也是水运必经之地。该村伪大乡长杨治安,被日伪军长期控制使用多年,建县初期在区干部闫恩欣做过他的工作后,为抗日做了些有益的工作。这次做他的工作是要在他家建成八路军的地下交通站,为冀中根据地提供敌情和军事物资,掩护进城的地下工作者。   

夏去秋来,郝凯化装后径直来到杨治安的家中向他说明来意,并向他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晓以大义,动之以情,经过耐心的工作杨治安的思想有了转变,形势的变化使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领导者,经过思想上的反复斗争后,他向郝凯表示,打日伪军是件大事,我要洗新革面,民主政府要我干什么,我当尽力去办。当郝凯离开他家时,他将自己保存的两只手枪和50 发子弹双手托起交给了郝凯,以表示他抗日救国的决心。从此后,县区干部开展抗日活动时,夜宿其家,他为这些干部提供吃穿。

经过教育后的杨治安,在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感召下,做了有益抗日的不少事情。1945815 ,日军宣布投降庸,在伪军处于举棋不定的时侯,在县区干部的配合下,经过开展政治攻势,杨治安出面说服本村民团头头,将手中的50 多支大枪和所有子弹集中后交给了八路军,并负责送至解放区。  

杨治安还通过内线联络员的关系,主动说服驻守独流铁桥的日伪军,宣布起义投诚八路军,他让这个加强班10 余人,背上全部枪支和弹药,亲自送到解放区,接受改编。后来,他家成了静大县三(七)区的堡垒户。   

靠近南运河西岸五区所辖的胡辛庄、大小赵家洼、纪庄子、西钓台和小集等村都是新开辟的村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县区干部的耐心说服教育,这些村的伪村长都做过一些有益的抗日事情.西钓台村的伪村长胡庆军,不仅掩护我们的干部,而且还主动把抗日活动的宣传品直接送到日伪军的队部去,在实际工作中“忠我应敌”后来他家成为五区干部的堡垒户。胡辛庄伪村政权人员,经区干部教育和抗日实际工作的考验,多数人员参加抗日工作,个别表现好的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对于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在证据确凿的情猊下,县政府则坚决予以镇压。西贾口村位于贾口洼内,伪村长李家申,县区干部多次找其谈话,启发教育他为抗日工作出力,但他和民主政府耍两面派,当面表示愿为抗日效力,暗中勾结日伪军,为敌通风报信。有一次,他将县、区、干部在西贾口村活动情况秘密报告了敌人,时间不长,静海县城日伪军司令部派出敌人包围罗塘,张庄子、孟庄子和西贾臼村,妄图消灭八路军的县、区干部,幸好我们的工作人员早有准备提前转移贾口洼苇塘隐蔽才免遭不幸。后经调查,是李家申暗中勾结敌人,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将其就地枪决。   

驻东子牙镇的青静大剿共大队约有七八百人,是在日军占领 静海县一时拉起来的一股地方武装,亲日反共,实力较强。

  司令是刘英杰,副司令是张耀勋和廉书田,大队长王化维,参谋长陈海庭。下设二个中队和若干小队,分驻在子牙河沿岸各个据点,当地人称“刘部队”。刘英杰是东北人,为把特大权,将该部下属干部都换上东北人担任,引起当地人的嫉妒。

  有一次,刘英杰去北京游玩,张耀勋等人乘刘不在搞了一次兵变,把任职小头目凡是东北人的都扣押起来,改组了该部队,张耀勋任司令,廉书田任副司令,陈海庭仍任参谋长。从此后,当地人又改称“张部队”。

   张耀勋,静海县肖民庄村人,他执掌兵权后,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开办兵工厂,自造枪支弹药,又在东子牙开设“白面馆”贩卖鸦片毒剂,还在天津经营耀华绸缎庄,一时财势兴旺,他投降日伪,又和共产党接触。为团结张耀勋共同抗日,县委派敌工干部李玉柱多次找他联系,做其工作,劝其反正,但他应付搪塞继续为日伪军效力。对这个执迷不悟的死硬分子,单靠开展政治攻势已不能奏效,只好采取军事进攻的方法来解决。1945年冀中军区开展春季攻势时,大城县县大队在政委韩仰山的率领下,突袭了东子牙据点,俘获张部队20余人,抓住了大队长王化维和参谋长陈海庭二人的小老婆(后放回),但未拿下岗楼,此时张耀勋伪部队仍效忠于日军,扼守东子牙与八路军为敌。 

 

第五节        周庄子事件始末

1945 年,正当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重要时刻,520日这一天,在静海县西南部的四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县长耿洁民,区政委堵复民,区长陈通,妇联主任庞哲民等19名县、区干部,在周庄子村开会研究工作之时,突被日伪军团团包围 在村内。在敌我力量悬殊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干部们与敌激战后,多数人员从村内地道中撤出,然而有8 名干部和群众惨遭日伪军杀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周庄子惨案。

周庄子村位于静海县城西南部约10 公里处,东临黑龙港河,西距子牙河约10 公里,是静大(静海)县四区干部活动的堡垒村。全村70 多户,约300 人,1944 年就建立秘密村党支部和政权组织,张桂岭任支部书记,王长录任支部委员兼粮秣主任,王振声任村长,王友年任副村长,王玉林任抗联主任,薛印荣任财粮先生(会计)。村设立了情报站,刘志杰任站长。还组织了站岗,放哨,送情报的骨干队伍。为防日伪军进犯冲,内秘密地挖了地道,洞口都设在堡垒户的屋内。县大队和区小队也经常活动在这一带村庄,使得日伪军不敢到此活动。周庄子群众基础好,抗日热情高,地理环境有利于开展抗日活动,区干部经常在此组织会议,所以该村就成了县、区干部办公、住宿和开展各项活动的后方基地。   

周庄子事件的发生,是由胥春起挑起来的,该人是四区焦庄子村人,早在1941 年就投靠了驻东子牙镇伪军司令张耀勋部,当了一名传达长,1944 年回家养病期间,经陈通区长晓以大义,动之以情和宣讲革命道理,耐心进行思想教育。他受启示后当即向陈区长表示,愿意弃暗投明,脱离伪军队伍,回村务农,参加村内抗日活动,因其表现较好,当上了村农会副主任,也时常来区里参加各种会议和领工作任务。 

伪军司令张耀勋知此情况后,心急如焚,恨不得早日抓到他。有一次,胥春起去东子牙集市上买东西,被张耀勋设计逮捕,在严刑拷打下,胥经不住残酷折磨,供出了县区干部活动情况和住宿地点。此时的伪军司令张耀勋根据胥提供的口供,急忙给驻陈官屯的日军打电话,要求于520 晚派30 余日军来东子牙镇,联合包围偷袭八路军干部的住地――周庄子村。

521 清晨,张耀勋集合70 余伪军和前来配合作战的30 余名日军共100 余名,下令由伪军大队长王化宣和副大队长韩俊武带队去“讨伐”。出发前,从审讯室提出胥春起,将其双臂捆绑,由日军翻译官牵着,副大队长韩俊武和胥春起走在日伪军队伍的前边,太队长王化宣在后押队,队伍不整的向周庄子村开来。行至半路,天空阴云密布,毛毛细雨由天而下,在距周庄子村约一华里时,日伪军派兵到村边侦察情况,见村内无动静,遂由副大队长韩俊武一命一部分人,偷偷地向村摸进,大队长王化宣带余下的日伪军在村外设伏准备接应。   

这一天,县、区干部夜间开完会后,分别宿在各自的堡垒户家中,县长耿洁民住吴殿发家。区政委堵复民的父亲堵宝枝恰好来此看儿子,李铁是堵的同乡,是来这一带村庄买硫磺的,所以爷仨个和妇联主任庞哲民均住在粮秣主任王长录家。区长陈通和区抗联主任胡国民住在薛克明家。县大队侦察员王月英住薛焕文家,侦察班人员住薛相士家,情报站长刘志杰,史海营和商店的老柴住彭寿福家。   

夜里,堵复民因患感冒发烧难以入睡,头靠在窗上吹风。拂晓时分,他突然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定眼一看,发现对面西房有人晃动,再仔细观察,这些人手握钢枪,鬼鬼崇崇。他断定必是敌人无疑,随用驳壳枪向敌射击,一伪军被击倒地,余敌卧倒,举检向东边房射击,日伪军在房上边打枪边喊“缴枪不杀! 硝一个人跑不出去了!”敌在枪弹的掩护下,爬上了东房,并将房盖掏个窟窿,向屋内扔手榴弹,爆炸声飞起的土正巧堵了堵复民政委的枪膛,子弹怎么也打不出去,无奈下了地道。   

地道口和主干道有一薄墙相隔,洞内有事先准备好的铁锨,堵政委一边挖隔墙,一边防敌进洞口。敌见东房内没了动静,就声撕力竭地向北房大喊屋里人快出来,因北屋没有地道口,只好出来,共产党员粮秣主任王长录和其兄王长生哥第一个出门来应付敌人,趁应付敌人之时,区妇联主任庞哲民和俩堵政委的父亲跑下了地道,下地道后喊堵政委的名字,以防误伤,此时,隔离墙商未挖通,堵政委手持铁锨把住洞口,堵政委的父亲和庞哲民继续恕麓离墙,打通与主干道的通路,3 人进入了主干道。   

敌人已来到洞口,在上面乱喊就是不敢下去。    

堵政委的枪响后,县长耿洁民和其他干部相继进入了地道,一共有19 名,在耿洁民县长指挥下,坚持与敌打地道战。

自王长录家的秘密地道口被敌发现后,进村的日伪军牵着胥春起挨家挨户搜查,所到之户,翻箱倒柜,砸缸扒炕,乱捅乱翻,结果有7 家地道口被敌发现,随之向地道内打枪,扔手榴弹,在地道口炸死了村民许世雄。

乱枪响过之后,日伪军逼着被抓村民王长生下洞头前带路,日军持枪跟在后面,借村民掩护进地道抓捕县、区干部。可巧此洞口正是耿县长把守,他把村民闪过后,手枪一举打伤一个日军,其余日军急忙选出地道,受伤的日军还没等送到陈官屯据点,就一命呜呼了,以后日伪军又连续3 次与县、区干部在地道内决战,均被打退。   

日伪军抓不到八路军干部,狗急跳墙,他们又用刺刀逼着几个村民下地道抓人,当村民崔梦臣从地道口上来说抓不到八路军干部时,穷凶极恶的日伪军用铁丝将崔捆起来,随手扔到了燃烧着的房子中,崔梦臣这个好村民在敌人的狞笑中,桎村民的泪水中,活活的被火舌吞去了生命。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日伪军无法抓到县、区干部,又抓几十个村民逼其挑水往地道里灌,妄图把在地道内的干部淹死,然而地道内的防水设施,使敌又以失败而告终。

  黔驴技穷的日伪军无计可施,随之把共产党员、粮秣主任王长录带村北下坡处,逼问“村里有多少八路?”王答“不知道”。日伪军用枪托打他,用火烤他,王长录斩钉截铁地还是说“不知道!”凶狠的敌人打断了他的双腿,全身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但他仍矢口否定。   

到了中午时分,日伪军饿得又挨家挨户寻找吃的东西,村民被逼给他们做烙饼炒鸡蛋,没有就遭毒打。敌人装饱了肚子,继续抓捕八路军干部,到下午再生毒计,日伪军把搜到的硫磺点着了,放入发现的各个地道口内,尔后将洞口从上面封死,妄图把县、区干部熏死于地道内,硫磺燃后的刺鼻异味从漏内向各处漫延,县区干部和部分群众,在地道内背向烟浪排成人墙,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异味煎熬,有的人鼻孔被熏的流出了鲜血,有的人眼睛被熏得疼痛难忍,在坚持有序撤到气体异味较少的地方去……   

天逐渐黑下来了,日伪军不敢在村里过夜,急急忙忙撤回东子牙的老巢。在撤退的路上,共产党员粮秣主任王长录这位党的好干部,被伪军司令张耀勋的部下开枪击倒,鲜血染红了周庄子大地。 

日军带着胥春起和抓到的李铁回陈官屯据点,行进途中又抓捕了15 岁的侦察员申德起和20 岁的通讯员董恩记,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手榴弹。申德起和李铁在陈官屯日军据点遭敌杀害。董恩纪叛变了。   

日伪军撤走后,村民们七手八脚用手或工具将秘密地道口扒开,救出地道内的县、区干部和群众,但耿县长的堡垒户吴殿发父子被熏死在地道中。   

县、区干部得救后,县长耿洁民怀着沉痛的心情和村民一道掩埋了吴殴发父子和其他牺牲的村民,安抚了受害的群众,l领县区干部出了村,继续领导静大(静海)县人民进行艰苦而伟大的抗日战争。

 

第六节  解放东子牙、王口镇

 

攻打东子牙前夕,为做“张部队”的“反正”工作,敌工干部李玉柱就通过元景林设法与该部的手枪队员帅奇云接近,让其充当了“内线”,提供了不少情报,为上级领导绘制了“张部队”火力、兵力分布图,为军分区攻打东子牙据点提供了有利条件。

冀中九地委和九分区为配合军区发起的子牙河东战役完成,在文安县召开了地委会议,地委书记陈鹏主持了会议,首先听取分区副政委王道帮对本区当前形势的分析,接着听取了分区羚谋长李键关于解放东子牙和王口镇两个战役的具体部署和建议。地委听完汇报后,经过仔细研究,批准了这个预案,并对开辟文安和新镇一带的新区工作也作了具体部署。   

根据军区指示组织子牙河东战役,由九分区配合八分区实施。   

敌我态势。在九分区内,子牙河地区的敌人力量不太强,北起独流南至南赵扶共长40 公里的子牙河沿线,只有东子牙、王口、坝台、大瓦子头、东辛庄等据点内驻有伪军600 余人,日军一小部,战斗力一般,但能造枪弹,装备弹药较充足。   

北边独流驻日伪军400 余人,南边有驻大城的日伪军600 余人,大城之敌屡遭分区部队的严重打击不敢轻意出援。先攻打东子牙和王口镇之敌,若打援组织好,可能争取35 天的时间进行围攻。但这一地区不同于文安、新镇、任邱,直接威胁津浦铁路,威胁天津,反映较快,加之西面是文安洼,东面是贾口洼,洼大水深、背水怍战,区域内还有津浦铁路和子牙河,地形易守难攻,所以利于快速,不利久战。   

还要充分估计到,我如以较大兵力经大城北上攻东子牙、王口,敌易发觉,或逃或守,均有准备,对我不利。亦应采取敌后迂迥与正面奇袭相结合,出其不意一举歼灭东子牙和王口之敌并全部缴获其兵工厂的作战方法为上策。地委和分区决定采取此上策解放东子牙和王口镇。   

战役部署。根据当前兵力(二十四团路西整训归来,军区调八分区部队暂归九分区指挥),以四十二队附任邱支队和分区指挥,夜间偷渡文安洼,从正面奇袭东子牙和王口;以三十四区队附肃宁支队、三十八区队附文新支队,同时夜间急行军绕文安洼以南,大城以北渡子牙河迂遇到东子牙和王口背后夹击东子牙和王口并准备打击从大城、静海和唐官屯的增援部队。

为策应这一作战,从三十八区队抽出一部与津南支队协同向小站、咸水沽及津浦铁路唐官屯至独流段积极活动并相机攻克八里台、庞家庄和大泊等据点。  

战役实施。1945610 黄昏后,风雨交加,在茫茫无际的文安洼上,风助水势,平静洼水,波浪起伏,九分区指挥所率领四十二区队和任邱支队从文安县城东关登船,劈波斩浪向东前进。这年,文安洼里的水特别大,北至大清河堤,南到大城北部郭底和祖寺一带,南北长约25 公里;西起文安县城东关,东至子牙河西堤,东西长约20 余公里,百余只战船分左中右3 个纵队,每个纵队又分3 个梯队,鱼贯向东子牙和王口进发,每个纵队先头和两侧各派有警戒、通信联络的雁翎船。各纵队以电台联络,纵队内部各梯队以包有色布的手电筒光柱为联络信号。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船到洼心,上下颠簸,水不断涌进船内。部队战士和船工在大雨中,用最大的力气拼搏向前推进。在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黑夜里,作战部队克服一切困难,终于渡过东西20 余公里宽的“汪洋大海”,于611 日拂晓前,在日伪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突然将张耀勋伪军司令部及兵工厂所在地包围了。   

趁敌不备,分区作战部队按照县委提供的东子牙兵力部署示意图,选择敌最薄弱地方——东子牙的西北角,突破敌外围工事,任邱支队采取地下掏洞放炸药的办法,迅速炸掉敌据点上高炮楼,部队攻进东子牙镇,双方激战一天,俘伪军副司令廉书田以下一部。余下之敌于11 日夜分两路向河东突围,被准时迂迥到子牙河东埋伏在胡村、王二庄的三十四、三十八区队和肃宁支队及文新支队截住,绝大部分被歼,极少数残敌窜至静海县城,途中被静大县一、六、四区民兵阻击消灭。至此,子牙河上的重镇——东子牙镇被八路军解放,回到人民的怀抱。

包围东子牙的12 日上午,王口镇日伪军百余人倾巢出援,艰中分区预先定下的计策,被三十八区队参谋长徐成功带领的打援部鸱鳎鸫蟛坎⒊耸ぷ分镣蹩谡蚰冢痪偌呙鸩械校谟腥站桓霭啵夥欧抛友篮雍影渡狭硪桓鲋卣蛲蹩凇=艚幼欧智慷釉谙氐泄げ扛刹康呐浜舷拢谕饧泄ィ髡剑孟卵馈犹ǖ染莸恪�/span>   

部队攻打西子牙据点时,先开展政治攻势,县委敌工部干部李玉柱带着几个干事进入敌岗楼去谈判,部队伏在村外,等待进攻。岗楼内的中队长郝景瑞表示愿意缴械,条件是不受训,不改编,就地解散。这时隐蔽在该部的“内线”吕小起悄悄打开寨门,放下吊桥,埋伏在村外的大部队一拥而入,抓获70 多俘虏,缴获了全部武器装备,还用同样的方法,部队解放了坝台、一堡、大瓦子头和东辛庄据点。   

10 日夜到12 日夜,仅两昼夜作战,九分区部队以神速的奇袭动作,扫荡了子牙河上北起坝台南至东辛庄敌人经营多年的防线,基本上歼灭了伪军张耀勋部队,毙伤日伪军30 余人,生俘伪军副司令廉书田,参谋长陈海庭及其以下400 余人,伪司令张耀勋事先躲在天津而未被擒获。此战,缴重机枪1 挺,长短枪360 余支,子弹3 万余发,汽车2 辆,完整的大军火工厂1 座,缴获海洛因( 毒品)800 余公斤。   

这次大胆而成功的奇袭战斗,连被俘伪军副司令廉书田也不得不承认说:“那天下午登岗楼西望,文安洼的渔舟荡漾,不到半夜你们竟在雷雨交加中,兵临楼下,围得水泄不通了,佩服!佩服!”   

解放东子牙和王口两个重镇,加强了九分区与津南地区的联系,控制了子牙河北起独流,南至南赵扶的南北长40 公里的交通线,开辟了西起文安洼,东至津浦铁路线,东西宽37.5 公里的地区,使解放区扩大了。

敌工部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乘大好形势而上,在伪军和其家属中开展“擦黑点”、“记红帐”运动,进一步争取瓦解敌伪军“反正”,调转枪口共同抗日,收效甚好。王口据点的伪军马德山兄弟二人(姚马渡人),听了敌工部宣传和亲友劝告,带着两支短枪和1 支长枪,投诚津南支队。子牙维持会会长马树功、文安县翟家村的翟树岚(曾任国民党区长)向八路军交出长短枪3 支,子弹30 余发。王口据点里1 名日军,看到散发的“日本反战同盟”的传单以后,感到侵华日军已临末日,就切断自己一个小手指投了降。驻守在西子呀据点的大城县伪警备队大队长张树森(王口镇人),经过李玉柱,刘金标和尹子光等敌工干部的教育和争取工作,也认清了形势,分明是非,毅然率领该部数百人起义,参加了抗日活动。   

敌工部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和发展了一些抗日积极分子,壮大了队伍,加强了敌工工作。大邀铺村的元景林,20 多岁,在三呼庄和朱家村当小学教员,有爱国热情,经李玉柱的宣传教育和启发诱导,他表示愿为抗战出力。有一次驻王口据点的一股伪军被7 津南支队打散了,一个小队30 余人想逃跑,元景林得此信息后,冒着生命危险前去说服开导,逃跑无出路,只有抗日救国才是唯一出路,这些伪军听劝后,调转枪口,投诚了八路军。

 

第七节  解

 

冀中军区发起和组织的子牙河东战役取得胜利之后,一鼓作气又组织发起了大清河北役战。在组织战役实施过程中,军区把解放独流镇的任务交给野战三十二团来完成。   

军区野战三十二团完成阻击大城之敌后,又于711 日接受了攻打独流镇的任务,12 日作了研究,并于当晚在团长徐信、政委李克忠和参谋长贾瑞贞的率领下,向独流镇进军。到独流镇后,当地人民群众给部队送去9 头大猪,每个猪头上都钉着一颗钉子,钉子上挂着纸条,上写“拔钉吃肉”4 个字。听说要打独流镇,附近群众特别高兴,有的群众走一二十里路,硬是把煮好的鸡蛋送到战士手里,有的群众还给部队送了不少东西,祝贺部队打胜仗。   

独流镇位于静海县城北,南运河和津浦路的西侧。该镇南北长不到2 公里,东西宽不足1 公里,距天津25 公里,离静海9 公里,在地理上称天津的后小门,静海的前大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故得名独流口,后随着发展改名独流镇,是当地的工商业中心,也是日伪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据点内住有伪绥靖军二十团全部,并有武器弹药库一座,敌团长金套,是当地一害,群众早就对他恨之入骨,盼能人快来收拾他。

这次战役是军区组织大清河北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役部署:五连打援,其他连队全部参加进攻,当地武装一部配合行动。

战役开始后,第一阶段是围困。该据点地处镇南,由5 个岗楼组成,占地约1 平方公里。据点外围有封锁墙,封锁墙外是封锁沟。部队首先封锁了敌人的取水道路,断了敌人的水源。      

战役的第二阶段是,从镇南头开始组织坑道作业,同时开挖4 条坑道通向敌人的岗楼下边,准备实施爆破。这项任务由一连副指导员王万通指挥,一连二排长张金星、副排长常伟志蒂队作业。   

敌人为了保险,在每个岗楼周围都打下很深的木桩,并且在楼下安装了大瓮,这些都无法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坑道作业部队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已把地道挖到了岗楼的下面。     

16 日,敌增援部队被三十二团阻击部队击溃而回。   

坑道挖好后,在岗楼下装进48 箱炸药,而后团长徐信、政委李克忠和一连指导员闫厨茂组织部队向敌人开展了政治攻势。   

“金团长听着,你们快缴枪吧!不缴我们要让岗楼跳舞了!”金奎不相信,回答说:“你们有能耐,就跳跳让我们看看。”“下来吧,我们这里优待你们,我们这里有肉吃!”不知死活的敌人还厚颜无耻 地说什么:“你们来吧,我们这里有一群大闺女!”敌人很顽固,拒不投降,部队决定炸掉岗楼,长长地绳子拉响了炸药,“轰”的一声巨响,4个岗楼同时上了天,另一个岗楼因有被抓进去的群众,故未对其实施爆破。

天上的土块,砖头还在飞着,部队就高喊着冲了进去。在据点里发现几十个年轻妇女,有的已被金奎等人糟踏后杀死了,还有10多个活着的妇女被攻坚部队救了出来。

这次战斗组织严密,准备工作充分,敌情地形清楚,打援部队阻击有力,封锁岗楼的部队射击技术发挥得好,从进入战斗,到战斗结束,五天五夜指战员几乎没合眼,终于717日拿下了独流镇。

当地的学生看到独流解放的情景,就唱起了现编的歌曲“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这一天,独流的据点起了狼烟,八路军英勇来作战,用炸药把岗楼翻了个番,大坏蛋金奎完了蛋,咱们老百姓好喜欢。齐动员呀,快参战,伟大的胜利就在眼前,啊呀嗨,就在眼前!”

在这次战斗中,全歼敌人1个团,俘敌200余名,缴获富�span lang="EN-US">3挺,轻机枪21挺,迫击炮1门,电台一部,步枪200余支,子弹5万多发,手榴弹等其他物品一部。战后,我全团一律换上了新枪,每人还分得100发子弹。除上交的外,还给六分区部队送了一部分。

独流战斗之后,三十二团转移到了饶阳县大官庭村,冀中军区前哨文工团当天晚上,在慰问部演出《王秀鸾》之前,杨成武司令员讲了话,他说:“三十二团的同志们,你们打得好!出山后,你们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你们是个勇敢的团,光荣的团,很有战斗力的团……现在同志们都要求新的战斗,这种精神很好!仗有你们打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休息……希望同志们发扬这种勇敢精神,在今后的战斗中创造出新的成功。

 

第八节       静大县城市工作

 

随着游击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巩固和发展,19446 月和11 月,中共中央和冀中区党委先后适时发出了“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的指示。

静大县委建立后,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实际工作需要,于194412 月正式建立了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任命组织部长刘良从兼任城工部部长,任命程毅为城工部副部长。为做好城市工作,部内下设两个政治交通和一个通讯员。政治交通是娄星亮和石庭辉;通讯员是小魏,随着城市工作发展部内又增加训勤干事4 人(即田野农、杨明、孔欣、王××)。各区村也随之设立了城市工作缸ㄖ拔保⒋逦敝皇峭瓿上爻枪げ拷话斓母飨钊挝瘢挥兄苯优汕踩挝瘛�/span>   

城市工作部在县委和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进行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派遣干部到大城市(天津),在各界(包括在工人、“苦力”、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在伪军警中,在伪政界、经济、文化界等各种秘密结社与流氓组织中),进行工作,在工作中发展党的组织。   

城工部内部分工。政治交通的任务是,与派遗人员取得联系,向其布置任务或听其工作汇报;训练干事的任务则是训练派遣人员与掌握派遣人员的工作情况;内外勒干事的任务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发现可以派遣对象;交通员则负责传递情报和保卫领导干部的安全。     

城工部建立后主要做3 项工作:

一是派遣工作。选调党员和党员干部的条件必须是能在城市里站住脚又能独立开展工作的人,经过一段定期的训练后,派往城市里进行开展工作。从静大县来看,当时挑选的人员中既有脱产的县、区干部,又有基层党员和干部。曹犀就是脱产干部,他曾在天津当过提花工人,有较强的工作能力,而且能在城市内尽快找到工作,县城工部对其进行短期培养和训练后,派他进城开展工作,进津后,他在“仝记提花厂”做工,和工人打成一片,从工人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给实际工作进行锻炼和考验,对其中立场坚定决心抗日的积极分子,表现较好的经过上级批准吸收为中共党员。在工人群众韵友持下,他领导了“仝记提花厂一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为环断扩大成果,他又到“天毓钱庄”做群众工作,又与那里的职员和芷人建立了群众关系,准备领导那里的工人罢工活动。一区(原七区)尹四岳村党员李景岩是基层干部,他对城市工作有较好的基础),经教育和培训后,也被派往天津工作。 

二是做各阶层工作,这项工作既有上层人士工作又有基本群众的工作。董恩敬原是西港人,当过伪保长,后住在天津市宝龙巷,县城工部经过调查觉得是条线索,随派员其进行教育和启发引导工作,他表示愿意为八路军效力,经实际考察,最后程毅副部长对他进行谈话,教育和鼓励他做好抗日工作。后来宝龙巷成了城市工作干部的联络点和开展城市工作的活动阵地。   

董恩敬的儿子董宝珍在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影响下,认清形势,提高觉悟,后来参加了市内八路军地下手枪队并担任了中队长,随部队转战参加过多次战斗,战斗中光荣负伤后转入地方医院治疗。各阶层群众工作主要由进城的干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觉悟,动员和团结他们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活动。   

三是做好外国人的工作。进城的城工干部在城内发动各阶层- 群众提高觉悟,分清是非,支持抗日工作的同时,还发现了几个法国人,经过工作,按照上级指示,立即派员将这几个法国人送到九地委城市工作部进行工作和解决。

1945815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后,816 ,奉上级命令,副部长程毅率城工部干部,各区城工委员、派遣人员和准备派遣人员到指定地点集中,先到胜芳再到杨芬港的天津解放委员会报到,听侯命令。因静大县距津较近,这样即将本县从事城市工作人员按照上级指示全部移交天津解放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后来党组织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做了安排,能进津的进津,不能进津的有的留在本县,有的分配到附近县工作。副部长程毅按照组织的分配于同年9 月进津继续做城市的地下工作。至此,静大县城市工作暂告一段落。

 

第九节  静大县的文教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文化教育事业被封建地主阶级把持,日军占领静大地区以后,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再加连年混战,财力耗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十分缓慢。据统计,除静海,独流、唐官屯、王口和子牙镇有小学以外,广大农村几乎没有学校,只有个别村有少量

的私塾。在校学生多是富裕和比较富裕人家子弟,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子弟是无力走进学校大门的。封建制度的长期统治,造成了广大群众文化落后,思想愚昧、迷信,这就给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的传播造成一定的困难。

    随着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不断扩大和巩固,19449 月静大县抗日民主攻府建立以后,在纷繁复杂的工作中,把文教事业提到议事日程,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文教工作。县政府设立民政教育科,各区也设立了民政教育助理,在条件好的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恢复了过去停办的小学。为解决师资问题,县政府除留用原有教师外,本着能者为师的原则,从农村有文化知识的青年中吸收一部分拥护抗日主张的年轻人,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首批参加教育工作的有薛稚,赵永良、王洪旅、王洪程、杜芳芹、王庆熙、齐志明、田树功等。他们由县政府民教科分配到各村当教师,扩大了教师队伍。

在环境残酷、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县政府对教师的生活十分重视,不断提高和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实行了供给制和半工资制。1944-1940 年期间,每个教师每月由区政府发给35 公斤小米粮票和22.5 公斤菜金票,在群众中吃派饭,饭后按规定交足粮米票和菜金票。当参加县、区组织的统一活动时,生活待遇和县区干部一样,由县政府支付有关费用。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没有货币工资。

教师们虽然待遇低,生活艰苦,但他们确把一颗致力于人民利益的赤诚之心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从不求个人的索取。

在战争频繁,生活条件艰苦,教学秩序不稳定的条件下,广大教师积极配合抗日的中心工作,搞好教书育人的工作,既是教员又是宣传员,也是亲临战场与日伪军斗争的战斗员。

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教学工作。日军占领静大地区后,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政策,广大农村遭到严重破坏,原有的学校无一幸免,要发展教育必须从头做起。这些新任教师到岗位后,本着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的精神,利用村内暂存的公共设施,稍加改造,建起座座学堂。这些学堂有的设在破庙里,有的设在祠堂内,教师用香案当办公桌,用土坯垒起的学生桌凳,到晚上就是教师的光板床。

由于当时社会动荡,群众生活极端贫困,没有条件送孩子上学读书。为组织学生入学,教师们挨家挨户地进行说服动员,宣传政府勤俭办学的方针,学生入学不缴学费,学习用品靠生产自给,不给家庭增加负担。经过深入宣传,群众打消了心头上的疑虑,陆续把孩子送进学校读书。

为适应抗战时期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需要,新学校完全打破过去让学生闭门读书的旧框子,除用大部时间集中上课以外,还用

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列队上街,唱抗日歌曲,扭地秧歌,打霸王鞭,搞游行宣传,既达到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战争的目的,又增加了学校的吸引力,把更多的少年儿童吸收到学校里来。

当时学校的教育以识字为重点,只设国语和算术两门课程,相当现在的初小程度,因上级还未有统一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自选、自编.教师把自编课文写在黑板上,让学生抄在本上,并培养一批年龄大、年级高的学生为“小先生”,协助教师,给年龄小的学生抄课文,做文化辅导员。由于纸张短缺,学生和教师都用十分简陋的学习用具,顽强地坚持学习和进行教学工作。

 1945 年下半年,冀中行署颁发了统一教材,但由于纸张缺乏和印刷条件不足,上级只发少量的油印本为教师用书,无力解决学生课本。县政府为解决教材急需问题,指示县民政教育科委托四、五区组成一个教材印刷小组,利用麦假印刷课本,于是在西滩头村堡垒户于玉坤家,挖了一间与地道相通的地下印刷室,由薛稚、赵永良、刘光桐、田树功和李国良几位教师承担印刷任务。他们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内,在小油灯下,忍受着油烟和油墨难闻气味的薰呛,进行刻板、校对、印刷、装订,经过一个假期的艰辛工作,完成了两个区学生用书印刷任务。

那时办学经赞和学生用品都很困难,教师们就把年龄较大的学生组织起来搞“生产自救”。学唱《南泥湾》歌曲,以三五九旅为榜样。改“学田”租种为自耕、自耩、自管、自收,用收获的粮食换买教学用品,解决办学经费和学生的书费。还组织学生纳鞋底,搓箔经

(打箔用的麻绳),既支援军需,支持生产,又弥补了学校经费不足。

  盘踞敌据点的日伪军,经常对距津浦铁路较近的游击区“讨伐”骚扰。在这里工作的教师就采取“敌来我走,敌走我回,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敌人袭骚时就把课堂搬到青纱帐或坟莹密集的树林里去上课,“讨伐”队撤走了,再回村上课,从未因

外界的影响而中断过教学。在近敌区,各小学校所用教材一般都备有两套,一套是油印的抗日课本,一套是日伪发的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内容的课本。敌人来“讨伐”时,就以日伪规定的教材应付,敌不在时,就用抗日课本。授课时,由年龄大的学生站岗放哨,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他们对抗日课本保管严密,上课时取出,下课时就收藏好,以免落入敌手。用这种学习形式加强对学生进行抗日民主的爱国主义教育,取得效果显著。

  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群众,唤起群众抗日爱国热情,这是当时教育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之,各校教师,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唱革命歌曲,扭秧歌,打霸王鞭,排演活报剧,经常列队绕街串巷,敲锣打鼓,到街头演出。每到晚上,还要组织年龄大的学生进行高房广播,教师则利用晚上时间参加农救会、青抗先(青救会)、妇救会组织的学习会,在会上给读小报,念文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有时还由县、区政府把教师组成开展政治攻势活动小组,在武工队的掩护下,趁黑夜深入到南运河蹲岸和津浦铁路附近的敌据点和村庄用石灰浆写抗日的大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或向岗楼里的敌军喊话,用宣传筒向他们高喊:“抗日光荣,当汉奸可耻一;“卖国有罪,抗日有功,爱国不分先后”等口号,起到动摇军心,瓦解日伪军的怍用。

县政府民教科副科长郭若时年不过30 岁,中等身材,性格文雅,原在保定市上中学,闹学潮后参加了抗日工作,吹拉弹唱,多才多艺,既是乐队的教练,又是小歌剧的导演,凡是有唱歌的节目,都是他指挥排练。科员杨畊是郭若的得力助手,个子不高,体格健壮,喜绘画,说话饶有风趣,除负责宣传队的具体工作外,还常扮演角色与教师同台演出。当时参加宣传队的赵永良、边金亭、周玉茹、王洪施、王洪程、刘光桐、张玉峰、李炳恒、刘汝河、于学荣、于学芳等青年教师,最大的年龄不满30 岁,爱说爱唱爱跳,是宣传队的骨干力量。

教师宣传队仅用20 余天时间就排练了小歌剧、快板、双簧、小合唱等20 多个节目.并于旧历腊月二十七和二十八两天在小河村搭台举行首次演出。演出通知发出后,村四方的群众都赶来观看。

宣传队演出十分精彩,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他们说:“宣传队演的是现在的人,当代的事,看得明白,听得清楚。一村政权还杀了猪慰劳宣传队。新春佳节过后,在民教科长郭若的带领下,先后到流庄、宗保村、德归、滩里等村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正月初十那天,宣传队由德归步行到东滩里村去演出,队员们身背行装,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在文安洼积水的冰层上,在阳光的照耀下,朔风吹来波光耀眼,队员们迎着朔风卷起的阵阵积雪,有说有笑,完全忘却了长途跋涉的辛苦。在东滩里演出结束后,宣传队的教师们奉命返回各自工作岗位,准备新学期的教学工作。

教师们亲临火线参加战斗。在抗日烽火的年代,教师们不是旧时代的教书“先生”。他们的装束和八路军武工队员一样,头上罩白毛巾,身穿土布做的“紫花”裤挂,脚穿双脸鞍鞋,腰间扎一条寸宽的牛皮带,每当执行任务时,每人发1 支步枪,两颗手榴弹,在县、区干部组织下,亲临战场参加战斗。1945821 日,八分区的二十三团和十七团攻克静海县城时,在解放区工作的教师们也参加了攻城战斗,他们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冒着枪林弹雨,穿街走巷,书写大字标语,散发传单,宣传群众,支援战斗,还多次参加扒铁轨,掐电话线等活动,断敌交通,破坏通讯联络,支援攻城部队尽快解放静海县城.从战斗中学习战斗,锻炼自已。

活跃在静大地区的这支教师队伍,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下,克服困难,卓有成效地搞好教学和其他工作,为后来的静海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造就一大批骨干力量,他们的工作精神,后人应发扬光大。

 

第十节  军民齐奋战,夺取抗日战争胜利

 

194588 ,苏联致府对日宣战,百万红军分4 路进入我国东北,向盘踞在东北地区多年的日本关东军展开了全面进攻,给其以毁灭性打击。

89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810 ,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抗日武装连续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蒙军作战等7 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积极进攻,占领所有城镇和交通要道,限令日伪军投降。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根据上级指示和命令,作出全面反攻部署:以冀察军区部队夺取北平(京)、张家口;以冀中军区部队夺取天津;以冀晋军区部队夺取保定,石家庄;以冀热辽军区部队夺取承德和山海关等地,并以一部向东北挺进。

810 夜,冀中军区连夜在肃宁县大官厅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杨成武司令员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冀中军区已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巩固和发展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艰巨任务,现在要执行毛主席发出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命令,开始总反攻。”

813 ,根据晋察冀军区命令,冀中军区所辖的地区队,大部分县大队和县支队升编为主力兵团,以九分区的津南文队和分区武工队为基础编为野战部队七十三团。团长潘永堤,政委李轩,以三十八地区队为基础编为三十八团,团长贾桂荣,政委王玉清。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召开会议,亲自号召动员广大解放区人民群众日夜奋战,为子弟兵赶做军服和军鞋,使新升编的冀中部队先后换上了用高阳布做的灰色军服,穿上新布鞋,去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815 ,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92 ,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以及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大反攻的命令和日本投降的消息,飞快地传到静大地区各地,极大地鼓舞了抗战的全县军民。为庆祝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县委和县政府在当时的驻地东臧庄村召开庆祝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大会,县、区干部和各地群众代表参加了大会。在近敌区和游击区的干部、群众,也以不同的形式举行庆祝活动。解放区锣鼓喧天,群众集会游行,县区干部同广大群众一起,扭秧歌,唱歌演剧,少年儿童打霸王鞭,载歌载舞,彩绸上下翻飞,龙腾虎跃,人流涌动,解放区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随着八路军大反攻形势的迅速发展,九分区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歼静大地区内的日伪军,速向津浦铁路沿线推进,津浦铁路沿线上的大小据点的敌伪军纷纷逃到铁路以东的据点内,未来的及逃跑的敌人被八路军歼灭或俘获。

静大地区的解放区逐渐扩大,北起杨柳青,南至唐官屯、流河镇,整个南运河以西的游击区和近敌区的190 个村庄相继变成了解放区,党的组织发展,政权建设,反奸反霸斗争,参军参战,生产自救等各项工作,日新月异,静大县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大好形势。冀中军区乘势于819 晚,集中主力部队在北起平津铁路(京山路)南至津浦铁路的唐官屯,全长75 公里,以天津为重点,全线同时向日伪军发起总攻,重创敌人。

为配合主力部队反攻,冀中八分区抽调二十四团和十七团,强攻静海县城。为阻敌从北增援,十七团抽调部队先攻下了独流据点,切断敌增援后路,又回师与二十四团密切配合,向驻静海县城内守敌发起攻击,日伪守军凭借多年构筑的工事与攻城部队负隅顽抗,战斗激烈,第一天未克城池,双方再战,在攻城部队发动强大攻势的打击下,守敌不支,终于在821 日城池被攻克,残余日伪军逃至城西门外的一个敌岗楼中,继续负隅顽抗,被二十四团攻城部队在底部挖洞埋设炸药爆破端上了天,守敌全部被歼,八路军解放了静海县城。此战,毙伤日伪军111 人,缴步枪387 支,驳壳枪300 支,子弹6213 发,及其他军用品一部。

为扩大战果,八分区二十四团和十七团,乘胜向南进军,先后攻下陈官屯和唐官屯车站据点后,烧掉了敌据点岗楼,击退增援唐官屯的青县伪保安联队长李云亭的大部,残部溃散,使津浦沿线无战事,有利地支援了天津重点战役攻击的实施。

静海县城的解放,使津浦铁路以西的解放区连成一片。静大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浴血奋战,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静大县委和县政府在胜利凯歌声中从游击区迁入城内,进驻伪县政府(现在中医院内)开始办公。在城内仅住半个多月,主要做二件事:一是以城防司令部的名义张贴布告,安定社会秩序。县政府临时成立3 个股(即保卫股,总务服和宣教股),由保卫股开始清查暗藏敌人,保卫县政府的安全,总务股由郭淑兰等人接收和清理敌人留下的一切物资,随时运送解放区,宣教股由股长郭若带领成员赵永良、阮志深入群众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相散发由阮志刻写的宣传印刷品,进一步稳定民心,积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二是开仓赈济贫民。根据总务股登记情况,将伪县政府东院内现存的40 多囤小麦运送解放区,剩余部分发给了没有饭吃的贫苦市民和城周围的东窑、河滩和口子门村的穷苦农民。工作一段后,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县委和县政府的机关干部80 余人迁出城外,转移到子牙河西游击根据地办公。

获得解放的人民,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生产高潮。首先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把逃亡地主和恶霸地主的土地分配给雇贫农耕种。在黑龙港河和子牙河两岸的广大贫苦人民分得了胜利果实,群众生产情绪格外高涨。其次是,鉴于静大地区经常闹水灾,县民主政府拨款、拨粮救济受灾群众。在有副业生产基础的区和村,开展治鱼,打箔帘(苇制品)、织渔网、织苇席、熬硝等生产活动,增加收入,改善人民的基本生活。

为改善生产条件,排除积水,经上级批准,静大县政府和文安县政府发动两县人民群众,动手开挖了一条由西起张家营东至北茁头的长约5 公里的泄文安洼积水的水渠,使脱出的土地尽快种上庄稼。

另外,为配合主力部队挺进东北,支援东北的解放,根据九地委的指示,静大县委和县政府抽调县、区干部40 余人在县委宣传部长史一的带领下赴东北地区工作,为解放东北人民继续做贡献。

1942 年底有党的基层组织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静大县人民走过了艰苦的抗日战争历程,迎来了抗日的最后胜利。在这个历程中,先后有韩振刚、李宝安、赵科、柴明皋,郝雅林等58 名军人和县、区村干部,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静海县人民,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45 年下半年,全县党的组织有较大的发展。据统计,全县297 个村有农村党支部175 个,党员个别关系村41 个,发展农村党员3870 名(其中青年党员1529 名,女党员199 名),全县(包括县直机关)有党员4124 名。

 

[责任编辑:芮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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