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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历史名人之誓死如归的董健民

2016-02-02 09:08:31 http://www.jh12371.cn/ 来源: 

董健民,19238月出生于静海县刘祥庄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她曾随父母及兄弟姐妹去天津市里读书。时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那时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反日思潮很高,健民和哥哥姐姐在父母的支持下积极参加了贴标语、抵制日货、上街游行等一系列抗日活动。1934年,因家庭经济困难,只读了3年书的健民兄妹只好辍学还乡。

健民回到家乡后,父亲仍继续教兄弟姐妹读书.在此期间,健民和哥哥姐姐学习语文、数学等课程,而且还阅读了叔叔董秋斯寄回家的许多进步书刊,如: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人的作品以及他自己翻译的苏联长篇小说《士敏土》等。使健民受到了革命和进步思想的启蒙。1937年“七七事变”,芦沟桥的炮声震撼了祖国大地,也摧毁了健民兄妹继续求学的希望。

1939年春天,在香港从事革命工作的董秋斯,知道家乡沦陷,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女孩子的命运就更悲惨。因此,叔叔设法通过天津地下党的关系,把健民姐妹三人从家乡接了出来,她们三姐妹先到天津,后乘英国怡和轮船公司的轮船,经过十几天的艰苦航行,到达了香港。到香港后,董秋斯把她们接到他的住地九龙。这位长期战斗在文化战线上的老同志,看到自己的孩子们来到身边,心情异常激动。三姐妹来到异地,总是好奇地问这问那,董秋斯耐心地向她们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并介绍斯诺的《西行漫记》给她们看。一天,他把三姐妹叫到面前跟她们说:“我送你们去延安,你们愿意吗?”“就是《西行漫记》上说的那个延安吗?”三姐妹异口同声地问,“是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就在那里,你们知道的丁玲也在那里。”三姐妹听了非常激动,欣然欲往。董秋斯给姐妹三人每人准备了一套工人服装、一床被子及简单的行李,三姐妹脱下旗袍,换上工装,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办理了有关手续,6月份便随华侨司机归国服务团,向祖国西北进发。当时,我们党在华侨中间募集了大批医药用品和20几辆卡车,还有宋庆龄送的一辆救护车,要运往延安去。这个团有40多人,大部分是司机,还有一些青年学生和医生。董家三姐妹便随着这支小队伍到延安去。离开香港的时候,董秋斯和香港办事处的王超北同志来到码头,把她们送上海船。服务团离香港经海防到达广西凭祥。40多人分坐在20几辆卡车的驾驶室里,车队的负责人是龙飞虎和邱南章同志。那辆救护车里还坐着一位德国医生米勒,这是一位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是来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还有青年学生王唯真,他当时是高中学生,能写会画,是这个服务团里的“高级知识分子”。

在从广西凭祥到贵阳的路上,身体本来就不好的大姐清民,此时人更加虚弱了。在海上晕船,上汽车后又晕车,吃不下东西,喝点水也要吐。再加上日本飞机轰炸,国民党特务的盘查,几经折腾,身体更坏了,到后来心慌难忍,大小便失禁,有时神志不清,领导对她十分关心,让清民坐在米勒乘坐的救护车上,王唯真也在这辆车上(因他会英语,当了临时翻译)。一来,米勒医生可在路上随时观察病情,采取些应急措施;二来,想快点赶到贵阳,以便抓紧治疗和休息。但是,终因病情太重,还未赶到贵阳,她便停止了呼吸。王唯真同志为清民不顾体弱追求真理,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的革命精神所感动,精心地为她画了一张遗像留念。对大姐的病逝,两个妹妹是极度悲痛的。三姐妹从小在一起度过了童年,一起上小学,一起远涉到香港,一起长途跋涉去延安。现在还未到目的地,大姐就逝去了,两个远离家人、年仅16岁的妹妹抱头痛哭了好几场。然而,两位小妹妹没有沉默在悲痛的泪水当中,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在贵阳休息了几天以后,随车继续北上,9月到达西安。然后,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同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我陕甘宁边区,青训班被迫撤离安吴堡。健民和训练班的其他青年一起肩负行装,爬山越岭,步行八百多里,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这次行军,是健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艰苦锻炼。当时,陕北高原已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在行军的路上,她们的手脸被冻肿了,脚板上磨起了泡,但健民从未叫过苦。一次夜间,她们宿营在被敌机轰炸过的残破的土窑洞中,清晨醒来,大雪已将被子埋了半截,起身后,大家却互相嘻笑着,抖去被子上的雪,打起背包就又出发了。

到延安后,入陕北公学学习,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在山坡上听课,在油灯下看书,生活虽然艰苦,但心情却非常愉快。经过学习,她对党、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1940年,健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在陕北公学党员是保密的,姐妹之间为了遵守纪律也互不通气。后来,健民与仲民姐妹俩一起被选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时,才彼此知道两人都已入党了。

董健民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年,和姐姐仲民一起选调到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这对于学生出身的健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特别对她的革命人生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习的内容有两个,一个是政治学习,包括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和气节教育、保密教育、对党忠诚老实的教育,其中最突出的是人人都要树立与党的机密共存亡的思想,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泄露机密,更不能让密电码落入敌人手中。二是进行专业训练,要学会密码的使用、电台报务、打枪、开车、照相、密写等,男同志还要加学骑马、游泳等,所有的人员都要学会在各种复杂环境中生活工作,应付敌人的突然搜查和如何在法庭上与敌人斗争等。学习两个多月以后,姐妹俩一起分到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任译电员。

董健民调机要科不久,钟琪也被调到机要科工作,在共同的工作中,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

钟琪同志原名陈贯中,于1921年出生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祖籍是河北省献县,后寄居山西省太原市,曾入读太原正太铁路扶轮小学和太原三晋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家逃难至西安,钟琪参加了“耀县抗日游击队训练班”,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说服了母亲,和另外两个青年一起,于19382月参加了革命,同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延安“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调入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任译电员,钟琪认真学习理论,进步很快,对技术业务刻苦钻研,工作认真负责,对自己严格要求,谦虚朴实,待人诚恳,经常把组织上发给的生活用品和津贴分给一些有困难的同志。在机要科里值夜班时,他常常主动承担做夜餐的任务。当时的夜餐是从管理员那里领来一些面粉,夜里工作饿了,自己动手做面糊糊或面疙瘩吃,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钟琪同志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吃苦耐劳,被同志们评为积极分子,受到组织的奖励。

董健民性格文雅,对同志亲切温和,工作认真,总是勤勤恳恳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忠诚老实,严守党的机密,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和爱戴。

钟琪和董健民的优良品德和作风相互被对方所吸引,1942年底,这对幸福的革命情侣在枣园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互敬互爱,生活上互相体贴、工作学习上互相促进,但作为机要人员,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夫妻之间不该知道的事,都从不过问。机要工作是党的神经中枢,他们的联络对象在四面八方,对战斗在天涯海角,千里之外的同志,每取得一个胜利,他们都分享欢乐,对出现每一个不幸的消息,他们都感到沉痛。董健民和钟琪都受过严格的特殊训练,又掌握了熟练的业务技能,所以他们随时准备被派到敌后去,他们立下了誓言: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泄露党的机密。在机要队伍中,视党的密码为“第一生命”、“与密码共存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崇高可贵的思想,不久便被钟琪、健民同志的壮举,光辉地实践了。

19459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并派2万干部、10万大军挺进东北。此时,蒋介石依靠美国主子,坚持独占东北,并从陆海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兵。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社会部根据钟琪、董健民同志政治思想表现和业务技术能力,同时,他们夫妻又是一个很理想的利于掩护工作的家庭,便决定派他们到大连秘密电台工作。1946年冬天,他们带着通报密码,抱着不满两岁的男孩子,由地下交通员护送从延安出发了。他们告别了延安,告别了领导和同志们,踏上了新的征途。

董健民一家三口人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到山东后,又由华东社会部派交通员护送他们从烟台坐普通商船,渡黄海,经朝鲜,再转到大连去。同船的人中,除了有护送的交通员,还有六七位一起从延安出发的做其他工作的同志。

正当他们乘坐的商船驶进渤海海域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艘国民党军舰野蛮地向他们袭来,罪恶的炮弹向这艘毫无自卫能力的商船打来。一弹炸开,船中数人遭难。敌舰逐步接近商船,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匪徒要抓人了。对这一突然的袭击,船上的人们缺乏思想准备,但船上的共产党员们,很快稳住了情绪,并且冷静地分析了面临的险恶处境。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宁死不当俘虏!同志们跳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钟琪和健民两人不约而同地迅速地作出了选择:他们把所携带的密件,紧贴在胸前,把被弹片击中的孩子紧搂在怀中,然后一家三口紧紧地抱在一起,毅然跳进大海。在大海波涛的喧啸声中,人们似乎听到了钟琪和健民的声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誓与密码共存亡”。

在跳海的人们中,有一人把只空木箱捆在身上。后来他漂到一块礁石边,冻饿交加,奄奄一息,幸好被一艘路过的苏联船只救了上来,并将他送到哈尔滨。1946年从延安出发11月底从陆路到达哈尔滨的申余同志,在一个招待所里偶然碰到了这位侥幸脱险的同志,亲耳听到他叙述了商船遇险和同志们壮烈跳海的英雄事迹,当时在场的同志无不感动地落泪。

钟琪、董健民一家遇难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山东省委和华东社会部之后,先是电报,后是书面报告相继发到延安中央社会部,直接看过这些电报和书面报告的人,有罗青长、王涛江、刘涌等老同志。大家都为健民、钟琪同志的壮烈牺牲痛惜而又自豪。在1947年初,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革命队伍准备主动撤离的时刻,专门为二位烈士举行了虽简朴,但极其庄重严肃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同志们极为悲痛和婉惜,两位年轻有为的机要战友满腔热情地奔赴新战场,并立志在艰苦的环境和危险的敌人面前为党、为人民贡献智慧和力量。但是,英雄未到目的地就牺牲了!唐代杜甫凭吊诸葛武侯时,写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现在悼念两位年轻烈士,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战友每忆泪满襟”啊!

由于战争环境和工作的特殊性以及历史和其他原因,党组织长期未能和钟琪、董健民同志的亲人取得联系,也未发烈士证书。1981年,经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副部长王涛江、刘志汉、王珺同志以及原中央社会部做干部工作的刘涌、金信同志证明:董健民、钟琪二同志确系中共党员,在延安做机要工作,表现一贯很好。日本投降后,被党组织派赴大连工作途中,在海上遇敌舰,董健民、钟琪二同志为了保护党的机密,带着密码,抱着小孩,英勇跳海牺牲,应追认为烈士。

198179日,民政部优抚局将钟琪、董健民同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198210月,中央机要局干部姜立贤同志经采访董健民亲属,将烈士事迹写成了《壮志虽未酬,英名照后人》,刊登在“机要传统教育材料汇编”第11期(19832月)。

1983621日,中共中央调查部为二位烈士举行了遗像安放仪式。罗青长、王涛江、刘涌等同志以及烈士生前好友和亲属参加了会议。会后将烈士遗像、骨灰盒安放在北京万安公墓。1988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将董健民编入《中华女英烈》。在西柏坡革命纪念馆的“无名的丰碑——党的情报和侦察保卫战线英烈事迹展览”展厅内,陈列着钟琪、董健民烈士的事迹、照片和油画。

董健民、钟琪同志的壮举和无数先烈一样,换来了革命的胜利,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永远激励着后人。若烈士有灵,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责任编辑:党员服务中心(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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