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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的先驱于树德

2016-02-23 09:08:31 http://www.jh12371.cn/ 来源: 

于树德(18941982),字永滋,天津市静海县人。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早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于树德代表共产党和毛泽东等人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1928年,他同毛泽东等人一道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嗣后,脱离共产党,曾任燕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教学和著述。解放后,曾任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监事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和第四届常委。

于树德少年时在家乡读了8年私塾,宣统元年(190915岁时,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在法政学校读了5年中学和3年本科,于1917年毕业,后赴日留学。回国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在同学中,有一个对他影响很深的人是李大钊,李比他早入学3年,在学生中声望很高,他钦佩李大钊的为人和才学,把李看作是自己的师长。

于树德进入法政学校时,正值清王朝崩溃前夕。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动荡之中,清王朝腐朽反动的统治压迫,帝国主义残酷地侵略奴役,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祖国,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了反清的革命大旗。清王朝为了挽狂澜于既倒,一方面武力镇压革命党人,一方面宣布“预备立宪”。天津是畿辅之地,清廷控制甚严,同盟会处于秘密状态,力量亦逊于南方。而立宪派以君主立宪为号召,把持咨议局,在津声势和影响较大,在法政学校也有很大势力,校长和教务主任等都是立宪派。立宪派在天津前后发动了4次国会请愿运动,宣统二年十一月(191012月),刚刚读附中二年级的于树德,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第四次请愿运动。法政等校学生近四千人举行游行,并到直隶总督衙门静坐示威,要求迅即召开国会。直隶总督陈夔龙表面答应代为上奏,背后却按清廷“密拿严办”的密谕,进行武力弹压,派军警包围学校,放逐请愿领导人。请愿的失败,使年轻的于树德感到“与虎谋皮,庸有何济?”转而倾向革命派。不久,他就加入了光复学会,武昌起义后又参加了天津共和会。这两个组织,都是同盟会员主持的革命团体。

191110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天津,革命派受到很大鼓舞。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暗结团体,谋图举义,于11月组织了天津共和会。成员以法政学校和女子师范学堂的师生为主,会长是两校的地理教师白毓觉,副会长是法政学校的学生胡宪,机关设在法租界天增里(今和平路南端、中国戏院一带)附近的生昌酒店楼上。于树德参加了该会的筹建,并且是骨干成员。共和会成立后,就联络同志,策划起义。李大钊后来回忆说:“同学奔走革命的,白雅雨、于永滋往滦州。”白雅雨等一行多人扮作商贩,潜至滦州雷庄。当时,驻防滦州的是陆军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的3个营,官兵之中大多倾向革命。白毓巍、于树德、凌钺等和王金铭(第一营管带)、施从云(第二营管带)密商大计,决定和烟台的革命军以及东北、京、津的革命党人的武装力量相互配合,一举攻取天津、北京,结束清王朝统治。后因形势变化,外援未至,滦州的革命党遂于191211日宣布起义,建立北方军政府,并决定立即进兵京津。但是,由于第三营管带反水及清廷以重兵围攻,双方力量悬殊,起义军虽然英勇抵抗,终被镇压下去。白毓觉、王金铭、施从云等壮烈牺牲。在滦州起义前,于树德参加了敢死队。敢死队共14人,号称“龙山十四郎”,于以最幼排行十四,他怀着奋斗牺牲的决心,投入了起义行动。临近起义时,为扫除障碍,他经辗转介绍,混入标部(滦州的清军指挥机关),当了勤务兵,利用进食机会毒杀标统岳兆麟,可惜未能得手。后来在双方激战时他担负破坏古冶、雷庄间清军通讯联络任务,虽枪弹如雨,他仍奋力砍断电话线路。起义失败后,他又不避风险,单人独骑走迁安,收容联络流散在长城线的起义士兵。

民国建立后,于树德重回法政学校读书,191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留学日本的公费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结识了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他俩理想一致,友情甚笃。为留学日本,于树德曾自备大洋300元,而周恩来因中断了家庭的经济来源,一时难以凑集赴日费用。于是,他将300元全数给了周恩来。这样,他俩和安体诚等一起乘船东渡,留学日本去了。32年后,两个老朋友在人民首都北京聚首,周恩来重提往事,而于树德却一时难以记起。

19171921年,于树德和安体诚同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周恩来在19181919年也选读了该系的部分课程。于树德等选择这个系,是为了学习新思想、新学问,而当时在这个系任教的河上肇教授,是在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起着很大作用的人。由于河上肇的熏陶,于树德对马克思的学说有所领悟。在日本期间,他还参加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团体—新中学会。该会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刷新中国,就是要改造中国社会,因而议论国事,也就成为会员们每周座谈的重要内容。此外,会员们集体生活,日常事务轮流担任,这不仅养成了劳动节俭的习惯,也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于树德和周恩来都是该会的骨干,于树德还担任了执行干事。通过这段交往,他和周恩来之间更为了解,关系也更加密切。后来,随着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会员中的政治分歧日益扩大,于树德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退出新中学会,该会亦在1925年宣告解体。

1921年回国后,于树德在母校任教,并兼课于北京大学、北京女一中、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讲授《信用合作社》、《工业政策》、《农业政策》、《经济学大意》等课程。他每周往返京津之间,得与李大钊经常相见。在频繁的交往中,他深深地为李大钊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所吸引,通过李大钊的介绍,他对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为了推动天津工人运动的开展,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21911日,于树德、安体诚自酬资金在河北区大径路东兴里412号正式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学校以“普及劳工教育”,使工人“利用工作余暇补习学识”,“促进觉悟”为宗旨,以求真正达到改变“天津劳工运动最幼稚”的目的。学校建立后,于树德任校长,安体诚任教务主任。教员由李腾、吕一鸣、姜般若、兰秀山等青年团员和热心劳工运动者担任。第一期学生共招收40余人,均为铁路和纱厂工人,分普通和特别两部教学。普通部开设常识、国文、数学、尺牍等课程,特别部则设国文、数学、英语等科目,由工人择修一科和数科,同时还根据工人实际生活和斗争的需要,在各部增设其他科目。19213月,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在学校内成立以后,全体团员都参加了工余补习学校的工作,同时他们以“研究共产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并拟以开展劳工、学生、妇女运动为重点。因此使学校办得颇有特色:第一,学校将自编教材同北方分部统编教材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内容新颖,切合天津工人的实际水平;第二,根据现实生活斗争的需要,增设有关科目,如讲述罢工知识等,以求学以致用;第三,教法灵活,注重思想教育;除教授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谈话、读报、讲故事、发表演说、做报告等多种方式,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培养了一批开展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到1922年底与学校发生关系的工人已不下数百人之多。在学校活动期间,于树德亲自授课,不仅不领分文报酬,每月还拿出20元资助学校。校内还附设了“天津工人图书馆”和“五五书报代卖社”。“代卖社”开办于192255日,是马克思104周年诞辰,所以名为“五五”。在于树德、安体诚加入共产党以后,学校就成了党直接领导的天津工人运动的基地,和工运有关的党团会议常在这里举行,学员中许多人都成为工运的骨干。对于这样一所“专对工友们施以补习教育,而促进其觉悟”的学校,反动当局当然不会听任它的发展,资产阶级也不会欢迎它的存在。在学校开办的一年中,始终充满了斗争。起初,个别教师在学员中宣扬无政府主义和孔孟之道,并企图把持学校。于树德、安体诚等和这些人进行了坚决地斗争,积极热情地宣传十月革命和苏联工农的新生活,讲述中国工人谋求解放的道路。那些人的企图未能得逞,更加恼羞成怒,采取无耻手段,对于树德、安体诚肆意攻击,写小册子说于树德拿了苏联的卢布。恒源纱厂的资本家不仅限制徒工外出,阻挠他们到校听课,还要求警察厅取缔学校。1922年暑期,在反动当局查封之前,于树德等将学校迁到大马路(今中山路)进德里,转入地下,秘密上课。不久,学校又遭查封。对工余补习学校的贡献,192269日上海《民国日报》称它是“天津工人运动的一道曙光”。于树德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为了推动亚州各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列宁倡议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统一战线性质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有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进步团体的代表,共30余人,于树德经李大钊推荐,作为新中学会的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共进行了13天,于树德作了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发言。张国焘是中共代表。他以领导者自居,态度非常傲慢,在赴会途中,竟然审问与会代表。对于他的作法,于树德非常反感。两人遂争执起来,后经中共代表王烬美、邓恩铭的劝解,才平息了这场旅途风波。到莫斯科后,张国焘仍制造磨擦,处处显示和抬高自己。虽有这样一些不愉快的事,但与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经”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苏联之行,使于树德认识到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以,回国后他就更加自觉地投入到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去。他一方面向工余补习学校的学员讲述赴苏见闻,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中共北方区委指导下,积极组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312日,在工余学校建立了团组织,共有团员11人,于树德担任了书记部主任。这是20世纪20年代初,天津建立的第二个团组织(第一个是张太雷等在192010月组建的,不到半年就停止了活动)。于树德等拟定的章程中,明确地宣布团的性质是“纯粹的康民尼斯特”(英语共产主义的译音),“本团以研究共产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要求团员是“相信共产主义并具有革命精神”。团的建立,加强了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推动了天津工人、学生、妇女运动的开展。在55日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后,天津的团组织于6月中旬改组,于树德因超龄列为特别团员。也就是在这个月,他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的早期党员(当时党员人数不足200人)和党的活动家。

于树德入党不久,工余补习学校被反动当局查封,在李大钊安排下,他转到浙江法政专门学校任教,除了在课堂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外,还建立和发展了浙江的党组织,担任了杭州的党小组长、支部书记。19236月,他作为杭州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党的“三大”。大会制定了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会后,于树德按照党中央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此以后,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24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孙中山先生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大会选出中央执委、候补执委41名,李大钊、谭平山和于树德三名共产党员当选为中央执委(候补执委有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等4人),于树德和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被指派为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委员,李大钊负责组织工作(同时担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长),于树德负责青年和妇女工作。作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他不仅努力推动国民革命运动,还和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1926年初夏以前,于树德奔走于京津之间,鼓动宣传,组织民众,不辞劳苦,不避艰险。19213月,他北返不久,就参加了天津14个团体在南开操场召开的追悼列宁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他在致词中,热情赞颂列宁“是苏维埃俄国的创造者,他主张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及被压迫者,向国际帝国主义侵略者攻击,谋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强调指出:列宁的逝世“可谓全人类的大损失”。这次大会,和同年1218日的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大会,次年3月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以及6月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大会等,都是天津人民革命力量的检阅,也是向北洋军阀及其后台帝国主义的政治示威。

于树德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统一战线问题展开的。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抵制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们无视国民党“一大”决议,进行派别活动,拼命争夺领导权,破坏革命的统一战线。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推进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于树德和李大钊一道,在孙中山先生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同国民党右派组织“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地斗争。所谓“同志俱乐部”是以排共、反共为其纲领,它的《总章》宣称“跨党者不准入会”。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执行部,对该会活动极为注意。据北京《晨报》所载《国民党纠纷益多》披露,1925310日,“同志俱乐部”刚刚成立,北京执行部就在帅府园开会,“讨论抵制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办法”。会议气氛紧张、激烈,以于树德、李大钊二人发言最多。他俩强调该会的成立“实为不可轻视之举动”,并明确指出其《总章》“载有跨党者不准入会一条,明系反对共产之表示。如果任其成立未免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本上发生影响,非设法抵制不可。”在他俩努力下,会议决定登报否认该俱乐部为本党同志所组织,与本党毫无关系。并向参加该会的国民党中央执委提出严重交涉。后经国民党中央宣布该会为非法,并开除首要分子党籍,打退了右派的一次进攻。3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以守灵、吊唁为由赶来北京,其势力有所增长,故又卷土重来,再造事端。4月初,他们挑起争端,11月又非法召开“西山会议”。4月初的斗争,是围绕着国民党“二大”会址问题展开的。据《晨报》披露,在北京执行部的会议上“非共产派”(即国民党右派)主张在北京开会,共产派之李大钊、于树德等主张在广州开会,双方争辩激烈。李、于等痛陈不能在北京开会的理由,指出党在北京缺乏武力,不能命令党员绝对服从命令,而北京又处军阀及帝国主义威力之下,不能自由行动,而广州是革命大本营,有工作基础,故自应在广州召开“二大”。会议表决时,赞成和反对者各半,此案遂暂时搁置。但是,斗争并未结束,随着“二大”会期将近,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更加起劲。1123日,邹鲁、谢持等14人,在香山碧云寺非法召开“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他们公开宣称要开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党籍,解除共产党员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和苏联顾问的职务,李大钊、于树德等对这些人的非法活动严加痛斥,坚决反对。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也连发两电,对邹、谢等人的行为“予以严驳”,宣布其召开的会议为非法。这样,再一次挫败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19261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于树德出席会议,并在11日上午就“西山会议派”问题作了专门发言。由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维护了统一战线。于树德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

为了迎接北伐革命的高潮,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特别会,加强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的工作。于树德按照党的决议,积极在京津地区发动群众。面对革命的迅速发展,英、日帝国主义联合直、奉军阀,向国民军发动进攻。312日,日舰炮击大沽口,引起了京津人民的强烈抗议,段祺瑞政府制造了北京“三·一八惨案”,血腥镇压爱国示威群众。为了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的镇压,声援北京人民的斗争,321日天津各界在南开操场举行“废约驱段”国民大会。于树德从北京赶来天津,参加了大会。会后,他被直鲁联军的密探拘捕,后经多方营救始得出狱。因北方形势恶化,他又是奉系军阀搜捕对象,于是便南下广州。到达广州后,他除了积极参与进军北伐的准备工作外,还兼任黄埔军校四期的政治教官和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的教师(主讲《农村合作概况》),并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的编写工作,撰写了《农民合作概论》的小册子。7,北伐开始,他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司令冯玉祥,当时驻军陕西)。1927年初他途经武汉时,被留任于国民政府。3月,他参加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对蒋介石破坏工农运动、专擅大权、对抗中央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此外,他还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赴河南慰问投向国民革命军的原北洋军阀部队的官兵,收编会党武装—红枪会,不久又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郑州分部委员。

“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七·一五”汪精卫实行“宁汉合流”,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此后,于树德脱离了共产党,主要从事教学和著述。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和第四届常委。19822月病逝,终年八十九岁。

[责任编辑:党员服务中心(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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